环境税的生态愿景与经济掣肘

日前，在中国发展高层论坛2014年会上，财政部部长楼继伟说，需要提交全国人大立法的环境税未来会逐步增加对排污的惩罚，可能要先增加对二氧化硫和氮氧化物排放的惩罚。（3月24日《新京报》）

雾霾当头，从华北到华中华南，甚至成渝和青藏高原，雾锁中华大地的尴尬已是残酷的现实。还有，中国进入有车时代，城市化尚未完成，拥堵的城市病已提前来临。环境再不治理，生态文明若一直是个口号，发展就失去了意义。

这是很简单的道理，从政策面到民生层，都晓得环境治理迫在眉睫。环境税，就是一个不错的长效治理之策。现代行政管理，核心是法治，环境税看似财经命题，却蕴含着法治真意。因为，环境税要通过全国人大立法才能实施。而其法律效应，远比现在的行政法规的“费”要规范和长效得多。

由费到税，是从权力主导到法治约束的升华，因而舆论场近年来对环境税立法的呼声很高。而且，环境税立法也进入最高决策层的视野，从十八届三中全会到总理讲话，环境保护费改税都是重点课题。而从财政部长的表态看，环境税立法也已经提上日程。

环境税立法上下皆有共识，体现了国人对生态文明的愿景。从决策层到普通民众，人们希望这一立法进程高效推进，尽快落地实施。但不得不说，全国人大立法，要讲程序，要有时间，因为环境税立法不仅仅是给生态文明短板打补丁，而是牵涉到系统性的税制改革，因而面临着多维度的利益博弈。尤其是，这一立法进程受相关产业发展的经济掣肘。

造成环境污染的产业链是复杂多元的，有煤化工产业，有粗放的小造纸、小化工等高能耗高污染企业，还有蓬勃发展的汽车产业，当然制造污染的群体还由生产加工环节延伸到消费环节。譬如，有车一族也是大气污染的制造者。在环境税立法的过程中，除了生态文明愿景的国民共识，必须兼顾到产业链各节点的利益诉求。这不是对污染产业的姑息，而是社会系统必须要考虑的选项。

法治社会和公民社会，讲求的就是利益均衡权利对等的共识。对污染产业链以税收手段予以限制污染物排放，就是以法定的罚则（经济、刑事）进行强制性约束。但如何罚，罚多少，尤其是如何将罚则摊薄到污染产业链的每个环节，都需要博弈。何况，有些高污染产业甚至决定了国民经济的命脉，更攸关民众切身利益。所以，环境税立法不容易，实施起来也会带来经济上的掣肘和利益上的冲突。譬如，若环境税征税延及有车一族，消费者就会呛声。从民生层面言，公众最担忧的就是税负太重。

值得一提的是，环境税不仅仅是以高税负让一些产业就范“少排放”，如此被动约束，并非良策。最重要的，是让企业通过技改实现产业转型升级，变高污染产业为生态产业。否则，环境税立法的意义也就仅仅局限于经济层面，立法成本和效果不对称。

环境税立法，是利益博弈问题。政府要强力推进，而且要有壮士断腕的决心；产业层面则不能故步自封于既有的利益围城中，应该主动迎接挑战，在转型升级中增加社会责任意识；作为消费环节的个人利益，也应该为环境税立法适当妥协……环境是所有人的环境，环境税立法也是众人的事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