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衡理论主要平衡的是债务利息抵税收益带来的好处和财务困境成本这两类成本。
从债务利息抵税收益方面来看,在有企业所得税的情况下,债务利息可以在税前扣除,这就使得企业支付的利息具有抵税效应。企业通过举债,能够减少应纳税所得额,进而降低企业的所得税支出。例如,假设企业的边际所得税税率为25%,如果企业有100万元的债务利息支出,那么就可以减少25万元(100×25%)的所得税。这种抵税收益会随着企业债务规模的增加而增加,它相当于为企业带来了额外的现金流,提高了企业的价值。债务利息抵税收益就像是企业利用债务融资所获得的“税收红利”,激励着企业适度增加债务融资比例。
而财务困境成本则是企业面临的另一个重要方面。当企业的债务规模过大时,企业面临的财务风险会显著上升。财务困境成本包括直接成本和间接成本。直接成本通常是指企业在破产过程中发生的法律费用、管理费用等。例如,企业破产时需要聘请律师、会计师等专业人员来处理破产事宜,这些费用都需要企业承担。间接成本则更为复杂和隐蔽,它可能包括企业因陷入财务困境而导致的销售下降、供应商拒绝提供商业信用、优秀员工流失等。比如,当供应商得知企业财务状况不佳时,可能会减少对企业的原材料供应或者提高供应价格,这会进一步影响企业的生产和经营。而且,客户可能会因为担心企业无法持续经营而减少购买其产品或服务,导致企业的市场份额下降。
权衡理论认为,企业在确定最优资本结构时,需要在债务利息抵税收益和财务困境成本之间进行权衡。在企业债务水平较低时,债务利息抵税收益的增加幅度大于财务困境成本的增加幅度,此时增加债务可以提高企业价值;但当债务水平超过一定程度后,财务困境成本的增加速度会加快,超过债务利息抵税收益的增加速度,企业价值就会开始下降。所以,企业要找到一个平衡点,使得债务利息抵税收益和财务困境成本达到最优的平衡状态,此时的资本结构就是企业的最优资本结构。